
1937年的夏天,上海黄浦江边雾气很重,码头上的汽笛一声声拉长。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站在岸边,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,忽然低声说了一句:“总有一天,要有一艘船写上中国人的名字。”旁边的同学还笑他异想天开,并不知道,这个青年后来会成为“世界船王”,更不知道,他的祖上,就是家喻户晓的“包青天”包拯。
有意思的是,和祖辈那身铁面无私的官声不同,这位晚出的后代并没走仕途,而是绕了个大圈,从银行职员做起,一路做到全球最大的民营船东之一。更让人记得住的,是他成名之后一次又一次“把钱往祖国送”的决定。这个人,就是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包玉刚。
一提到“包青天”,人们想到的是开封府衙堂上的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,想到的是“铁面无私辩忠奸”的戏文。可在包家内部,流传得更多的,却是另一面:一个宁肯多次弃官,专门回乡侍奉父母的孝子,一个临终前立下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者,不得葬本家大茔”的严厉家训。几百年过去,这些话竟在默默塑造着一位近代“船王”的性情。
一、祖训、乱世与“半路出家”的银行职员
1918年,北洋军阀混战正乱,宁波城里却照旧有商人开张,有孩子落地。那一年,做纸业生意的包兆龙家里添了个儿子,取名玉刚。按族谱算,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孙。家族血脉虽在,日子却谈不上显赫,只能算殷实人家。
少年时的包玉刚,并不知道自己和“包青天”有什么关系。家里不刻意讲这些,只在饭桌上偶尔提一句“包家子孙,吃亏也不能沾不义之财”,语气平静,却带着几分不容讨价还价的味道。父亲包兆龙念书不多,却对“厚德载物”四个字格外上心,经常把儿子叫到身边,慢慢嘱咐:“读书,将来做事也罢为人也罢,先要讲德行。”
时代的风雨,比父亲的叮嘱来得更早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东三省沦陷,战火蔓延,许多人少年时代的读书路被硬生生截断,包玉刚也不例外。他原本在上海求学,选的还是和船舶相关的专业,对海有兴趣,算是早早种下了一颗心愿。可乱局之中,校园没了安宁,学业难以为继,他不得不离开学校,去谋一份糊口的差事。
不得不说,命运有时拐得很突然。辗转之下,他进了一家银行做职员,从最普通的办事员干起。父亲听说后,并不太高兴,总觉得“读书断了,将来仕途就难了”。在那一代人的观念里,“读书做官、为民谋利”,多少带着祖训的影子。可形势如此,父子俩也只能各退一步:父亲继续强调“要以君子之道待人”,儿子则在工商社会里摸索另一条路。
银行的几年月历,对包玉刚来说是一种训练。他性子不急,做事踏实,人缘颇好,账目清爽,慢慢就得到了上司信任。几年下来,从普通职员做到市立银行业务部经理,在那样的年代已算难得。很多同事都看好他——再熬几年,有机会坐上行长的位置。
但有时候,一个人的路就是不按常规走。正当周围人都以为他会稳稳当当地“在银行里干一辈子”时,他却向父亲提出要辞职,“不念官路,不守铁饭碗,要自己闯一闯”。这话说出口,家里一片惊讶。父亲沉默了很久,只问了一句:“你想好了吗?”包玉刚回答得很干脆:“读书也好,做官也好,不外乎为人做事。商道,如果讲信义,照样可以立身。”
父亲没再多说什么,只叮嘱:“路是你自己选的,记得要对得起包家的祖宗。”在那一代人眼里,“祖宗”二字分量极重,也是日后理解他许多选择时,绕不过去的一根线。
离开银行时,包玉刚三十一岁。对很多同龄人而言,这个年纪从头再来风险极大,可他似乎觉得理所当然。带着父亲积攒的积蓄,他先去了香港,合伙办起“华人行”,做起进口贸易。这一段经历,说波折也波折,说顺利也顺利:钱没赚太多,却让他第一次直面国际市场,也把童年时对大海和船只的模糊兴趣,渐渐变成一条清晰的路。
二、“门外汉”的船,和一艘烧煤的旧货轮
包玉刚和大海的缘分,追根究底还是得回到童年。少年时代,父亲常常带他去海边走走。那时候的宁波,不是今天的城市模样,海风咸湿,沙滩粗糙,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不过是捡贝壳、堆沙堆。每当远处有船鸣笛驶过,他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,专心听那一声长鸣。别人只当是噪音,他却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。
也正因为这份偏爱,他年少去上海求学时,选的就是与船舶相关的专业。虽然后来因战乱学业半途而废,这段经历仍在心底留下了印记。等到在银行、在商行都算混熟了,看着世界格局一点点变化,他对“航运”这个词越想越顺眼,心里那股热气也慢慢聚拢起来。
三十七岁那年,他终于下定决心,把全部积蓄押在船上。这次,他要干的是“世界性的业务”。这一回,他没有只在心里盘算,而是郑重其事地去说服年迈的父亲。他对父亲解释:“航运不只是一门生意,它牵扯财物、科技、保险、经济、政治、贸易,几乎无所不包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“夸口”,但却准确说中了国际航运业的特点。
包兆龙原本还在惦记“做官为民”,听到“无所不包”四个字,倒也舒了一口气:“既然如此,也算是另一种‘为天下事奔走’。”父子之间达成共识,家里的钱也就真正押到了这条新路上。
有了方向,还得有船。问题是,买新船的钱远远不够。找朋友借,被婉拒;转头去银行贷款,又得一轮轮地解释风险。整整忙活一番,才凑出七十七万美元。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不算特别惊人,在五十年代却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拿着这些钱,他跑去英国买了一艘烧煤的旧货船。
有人说,那艘船到他手里时已经服役二十八年,排水量不过八千多吨,说“老旧”一点不为过。也有人摇头:“这种破船,再多跑几年就报废了。”包玉刚心里却很明白:起步阶段,能有一艘船,就已经是一条命。他没把这艘船当成“宝贝”,更像当成一块试金石——试船、试人、试运气。
真正让同行不理解的,还不是这艘船本身,而是他做生意的方式。那时的国际航运圈,短租是惯例,一趟一结,不愁没钱赚,行情好时还可以随时抬价。希腊船王奥纳西斯、尼亚可斯,美国船王路德威克,乃至香港有名的董浩云,都习惯这么干。这种打法灵活、见效快,却也把风险推到了出租方身上。
包玉刚偏偏反其道而行。他选择和大客长期签约,一签就是三年、五年,甚至十年。合同价格自然比短租时略低,但胜在稳定。他的解释很简单:“做生意,信任是根本。长租,不只是一笔订单,而是一种承诺。”不少老船东听了直摇头,背后议论:“这人是门外汉,不懂规矩。”也有人笑他“赚少了”。
有意思的是,他也并不急着反驳。对他来说,航运业的门道多得很,他自觉还是个学生。把船长期租出去,稳定的租金让现金流有保障,自己则能抽出时间,安心研究市场、熟悉技术,慢慢搭起自己的人际网络。这种做法,在短视的人眼里或许“吃亏”,却悄然为后面的翻盘打下基础。
机会往往出现在别人最想不到的地方。包玉刚进入船业的第二年,1956年前后,中东局势恶化,苏伊士运河因战争被迫关闭。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线不得不绕道好望角,航程大大增加,运费水涨船高。那艘本来被嫌弃的老船,因为有长期合同在手,反而成了“摇钱树”:一年下来,他赚到了足够购买七艘新船的资金。
反差真正拉开是在1957年下半年。航运市场转而萧条,运价一路下跌,短期出租的船主们这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坐不住”。一趟一结的好处突然变成负担,许多公司险些撑不住。与之对比,包玉刚的船队依旧按合约收租,虽说利润不算惊人,却稳稳当当地活着。那些曾经笑他“外行”的人,这时不得不承认:这个宁波来的后生,看得比他们远。
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合作对象越来越多,包玉刚对“信”的坚持也逐渐在行业里传开。日本船厂在与他长期合作后,甚至愿意采取“先交船、后付款”的方式支持他扩张。这种做法不是一句“友好”就能概括的,背后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信誉。用很多老海员的话说:“他这人,话放出去,就没见反悔的,碰到这样的船东,敢跟。”
三、家风、孝道与“把钱往祖国送”的选择
和许多商人不同,包玉刚在事业渐入佳境时,并没有急着把重心放在奢华享受上。他把很大一部分心思压在家庭教育上,尤其是对子女的栽培。家里只有四个女儿,没有儿子,在当时的观念里多少会被人议论几句。可他似乎不以为意,还打趣说:“我家已经有五个女人了,我哪有工夫惦记别人?”所谓“五个”,是妻子黄秀英加四个女儿。
包玉刚对妻子感情深厚,这在商界中算比较少见。长年奔波在外,他习惯把自己的行程主动告诉妻子,只为让她安心。外界有各种诱惑,他却始终把家庭当成最稳妥的港湾。这一点,对四个女儿影响不小,她们从小看到的,是父母之间相互照应、相互尊重的关系。包玉刚常说:“孩子长大后敢相信婚姻,先得看到父母是怎么过的。”
在对子女的要求上,他口气却一点不软。他反复强调“德行”二字,甚至在生活细节上也不肯放松。大女儿包陪庆小时候看中一双漂亮鞋,想再添一双,脚上那双还是母亲做的布鞋。包玉刚看了一眼,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商量:“我们只有一双脚,一个阶段只要一双鞋,多的就是浪费。”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“苛刻”,在那时却切切实实地塑造着一个家族的生活态度。
学习上,他要求女儿尽量拿第一。有一回,包陪庆考试成绩退步,被父亲批评后忍不住委屈。包玉刚耐心解释:“男也好,女也好,都要学会独立,靠自己的本事生活,不能指望父母、家庭,更不能把希望押在丈夫身上。读书,是为了以后能站得住。”这番话,不难看出一个传统家族在新旧观念之间的微妙交汇:既讲“德”,也讲“自立”。
四个女儿后来婚姻都很稳定,女婿个个品行端正,也被他纳入公司担任要职。包氏集团在女婿们手里一步步走向多元化,做金融,做地产,做航运以外的投资,各有分工。这种“家族班底”的安排,在外人看来带着浓厚的中国味道,却也有效延续了那一套以信义为本的行事方式。
事业蒸蒸日上时,包玉刚已经接近花甲之年。按理说,这时可以稍微收一收,安心享福。但他心里盘旋的,却是另一个问题:这些年赚来的钱,怎样用在祖国身上才算值。这个念头,不是突然冒出来的,而是在父亲耳提面命和祖训熏陶下逐渐成形。
1978年,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开,海外华侨的心一下子被牵动起来。那一年,包玉刚在香港的家里看报纸,看到一则消息:卢绪章被任命为国家旅游管理局局长。卢绪章是他的表哥,多年未见。看到这条,包玉刚“腾”地站起来,对妻子说:“太好了,有路可以回去了。”
随后,他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电报,表达想回内地探亲的愿望。很快,复电传来:欢迎回国。那一刻,他离开祖国本土已经三十年。有人形容,海外游子“衣锦不还乡,如锦衣夜行”。对包玉刚来说,倒不只是“衣锦”,更多是一种压在心里多年的牵挂,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1978年深秋,他和妻子抵达北京。那一晚,他们遇到了一件小事,却在他心里掀起了大浪:在首都找不到一间像样的现代化酒店。对长期在海外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的商人而言,这个落差不小。他没抱怨,反而很快拿出了方案——准备投资一千万美元,在北京修建一座现代化饭店。
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他提出这个项目时表示,饭店建成后产权、管理全部交给国家,他只提一个请求:希望以父亲名字命名,叫“兆龙饭店”,算是为父尽孝。这个要求不带半点商业算计,反倒有几分朴素的乡情味道。那时改革刚起步,国内有关部门对这张“一千万美元支票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,文件往来拖了两年多。
直到1981年7月6日,邓小平拍板亲自接下这笔捐赠,决定在北京东三环长虹桥附近兴建兆龙饭店。消息传到香港时,已经病重的包兆龙格外欣慰。老人一生热心公益,在香港捐资办学,资助穷苦学生,始终觉得“不能为国做官,就用经商赚来的钱为国家尽点力”。儿子替他把这件事做到了,他自然放下心来。
同一年,包玉刚的环球公司船队总吨位达到两千一百万吨,登上“世界船王”的位置。有人喜欢强调这个商业成就,数字漂亮,名头响亮。但对包家父子而言,兆龙饭店的奠基仪式,可能比“船王”这三个字更有意味。1981年7月,他们父子一起回到北京,参加开工活动。仪式上,年近九十的包兆龙站在现场,身边是小心扶着他的包玉刚,画面朴素,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静。
遗憾的是,1982年,兆龙饭店尚未完工,包兆龙便因病去世。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大痛,在这里却换成了儿送父。父亲去世,对包玉刚的打击不小,同时也让他少了最后一点顾虑。从那以后,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“为国家出力”的事情上,带着几分“替父完成遗愿”的意味。
四、从宁波到世界:祭祖、办学与“长城号”的汽笛声
包家的家训里,“孝”占据重要位置。翻看历史,包拯本身就以“孝子”著称。年轻时,他曾主动请求调到离家更近的地方,为的是照顾年迈父母;后来干脆辞官回乡,专心侍奉双亲。父母去世后,他又在墓旁搭起草庐守丧,不肯远离。直到乡亲多次劝说,他才重新出山。临终前,他留下那段严厉的遗言,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者,不得葬大茔”,可见对“清白”“孝敬”的看重。
这些故事在家族内部一代代讲下去,未必每一代人都能做到原样照搬,但骨子里的取舍,总会受到影响。到包玉刚这一代,“孝”已经不再只指对长辈的照料,还自然延伸到了“家国”层面。他与妻子黄秀英常说,一个连孝道都不讲的人,即便爬得再高,也随时可能摔下来,因为根基不牢。
1984年,包玉刚和黄秀英带着十多位亲友,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宁波。下飞机那一刻,他的步子比平日里要慢,目光却来回打量,似乎在对过去的记忆逐一核对。按老规矩,回乡第一件事不是看房,不是看厂,而是去祭祖。
那天,他们按照老礼数,在祖坟前摆满水果、美酒,点上香烛,家族成员整齐跪下磕头。对旁观者来说,这只是一个仪式,对他本人,却仿佛拉开了一道时空的帷幕。儿时跟着长辈祭祖的动作,如今由自己站在最前面做一遍,意义已经完全不同。有人说他眼里闪着泪光,未必是夸张。
回乡的第二天,他又回到钟包村的祖屋。那栋老房子经历多年风雨,早已不再气派,但对他而言,每一个角落都像一本活的相册。院子里曾经玩耍的地方,墙角阴暗处藏过什么小秘密,他都记得。走到当年的洞房新房,他特意让妻子坐在梳妆台前,站在身后静静看了一会镜子里的两个人,轻轻揽住她的肩膀。那一刻,两鬓斑白的夫妻,仿佛又回到新婚那天。
这种对“家”的感情,很快转化成对故乡发展的实际行动。回乡第三天,他做了一个颇具分量的决定:捐资两千万美元,为宁波建一所大学。理由说起来很简单:“宁波比香港大几倍,人口也差不多,却没有自己的大学。看到别的国家在进步,就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跟上,而要现代化,教育最要紧。”
这话不华丽,却直指要害。宁波大学后来逐渐发展壮大,成为当地教育的重镇。对于很多宁波人而言,“包玉刚”这个名字,已经和这所学校牢牢绑在一起。除了大学,他还持续为宁波的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等项目捐款。捐款数字逐年累积,具体金额或许记不住,但“宁波帮”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放大。
事实上,包玉刚这一趟返乡,也像一枚信号弹,唤起了大批海外宁波籍商人的共鸣。有些人本来已经与家乡联系不多,看到“世界船王”回乡祭祖、捐资办学,心里难免起波澜。很快,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的口号,在不少场合被反复提起,回乡投资、办厂、办学的故事层出不穷。某种意义上,他用自己的行动,为一座城市搭起了一条情感与资本回流的通道。
比起捐钱,包玉刚在产业层面的布局,对国家的影响也不小。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船舶工业在国际市场几乎没什么名气。许多外国船东提起“中国产船”,心里不免打个问号。就在这种局面下,他做了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决定:让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为自己的环球航运集团建造六艘散装货轮。
对他来说,这么做有实际风险。彼时国内造船工业基础薄弱,工艺、管理、配套都在起步阶段。把自己的船队扩张计划押在尚未成熟的体系上,不是简单的“感情用事”。但他还是咬牙签了合同,这背后有信任,也有一种“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”的判断。
经过五百多天的努力,第一艘“长城号”散货轮成功下水。那一天,汽笛声在江面上回荡,许多造船工人止不住激动,现场气氛火热。包玉刚站在甲板上,目光紧盯着船体入水的每一个细节。有人说他那一刻眼眶湿润,这一点并不难理解:眼前的船,不只是他公司的资产,更是一块沉甸甸的招牌——写着“中国造”。
“长城号”的成功试水,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反响。对外,它打破了“中国造船”难以信任的刻板印象;对内,则让无数造船工人看到,自己的工作不仅是谋生,更是在为国家争口气。此后,中国船舶工业一步步走向世界,中国制造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全球航线上,“长城号”的汽笛声,可以说是这一切的一个早期注脚。
除了在工业领域牵线搭桥,包玉刚还非常关心国家统一问题。香港问题谈判前后,他多次利用自己在英国政界和商界的人脉,为中英沟通搭桥。他在拜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,出于战略考虑,在英国订造两艘船,明知利润不高甚至可能亏损,却仍然咬牙签署合同,然后借机邀请撒切尔夫人将来去上海参加剪彩。
这一举动看似“多此一举”,实际包含着精心安排。商业订单本身是一种利益绑定,加上中国政府后续发来的正式邀请,撒切尔夫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,自然会多一层顾虑和思量。不能说这一举措决定了历史走向,但在香港问题的谈判进程中,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许多了解内幕的人,都肯定他在这一阶段的积极贡献。
时间来到1991年,包玉刚因病离世,享年八十三岁。从1918到1991,这段生命跨度,恰好横跨了中国从战乱纷争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。一个祖上出过“包青天”的宁波商人,在这个大时代里,既是参与者,也是见证者。他从银行职员走到世界船王,从“为家谋生”走到“为国尽力”,性情上既继承了包氏一脉对清白、孝道的看重,又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交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答卷。
今天谈起他的名字,人们有的记得“世界船王”的头衔,有的记得宁波大学门口那块石碑,有的记得北京东三环边上那家以父亲命名的饭店。再往深一点看,他身上那种既讲规矩又敢破格的做事方式,那种“把信任当资本,把家国当责任”的想法,大概才是最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。
包家的族谱还在往下写,包拯的故事也一代代被提起。几百年之后,看着这位第二十九代孙的行事,人们大多愿意给出一句评价:不管在朝堂,还是在海上,包家后人线上股票配资炒股,总算没辱没祖宗的姓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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