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的夏天，上海黄浦江边雾气很重，码头上的汽笛一声声拉长。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站在岸边，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，忽然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总有一天，要有一艘船写上中国人的名字。”旁边的同学还笑他异想天开，并不知道，这个青年后来会成为“世界船王”，更不知道，他的祖上，就是家喻户晓的“包青天”包拯。
有意思的是，和祖辈那身铁面无私的官声不同，这位晚出的后代并没走仕途，而是绕了个大圈，从银行职员做起，一路做到全球最大的民营船东之一。更让人记得住的，是他成名之后一次又一次“把钱往祖国送”的决定。这个人，就是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包玉刚。
一提到“包青天”，人们想到的是开封府衙堂上的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想到的是“铁面无私辩忠奸”的戏文。可在包家内部，流传得更多的，却是另一面：一个宁肯多次弃官，专门回乡侍奉父母的孝子，一个临终前立下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者，不得葬本家大茔”的严厉家训。几百年过去，这些话竟在默默塑造着一位近代“船王”的性情。
一、祖训、乱世与“半路出家”的银行职员
1918年，北洋军阀混战正乱，宁波城里却照旧有商人开张，有孩子落地。那一年，做纸业生意的包兆龙家里添了个儿子，取名玉刚。按族谱算，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孙。家族血脉虽在，日子却谈不上显赫，只能算殷实人家。
少年时的包玉刚，并不知道自己和“包青天”有什么关系。家里不刻意讲这些，只在饭桌上偶尔提一句“包家子孙，吃亏也不能沾不义之财”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几分不容讨价还价的味道。父亲包兆龙念书不多，却对“厚德载物”四个字格外上心，经常把儿子叫到身边，慢慢嘱咐：“读书，将来做事也罢为人也罢，先要讲德行。”
时代的风雨，比父亲的叮嘱来得更早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东三省沦陷，战火蔓延，许多人少年时代的读书路被硬生生截断，包玉刚也不例外。他原本在上海求学，选的还是和船舶相关的专业，对海有兴趣，算是早早种下了一颗心愿。可乱局之中，校园没了安宁，学业难以为继，他不得不离开学校，去谋一份糊口的差事。
不得不说，命运有时拐得很突然。辗转之下，他进了一家银行做职员，从最普通的办事员干起。父亲听说后，并不太高兴，总觉得“读书断了，将来仕途就难了”。在那一代人的观念里，“读书做官、为民谋利”，多少带着祖训的影子。可形势如此，父子俩也只能各退一步：父亲继续强调“要以君子之道待人”，儿子则在工商社会里摸索另一条路。
银行的几年月历，对包玉刚来说是一种训练。他性子不急，做事踏实，人缘颇好，账目清爽，慢慢就得到了上司信任。几年下来，从普通职员做到市立银行业务部经理，在那样的年代已算难得。很多同事都看好他——再熬几年，有机会坐上行长的位置。
但有时候，一个人的路就是不按常规走。正当周围人都以为他会稳稳当当地“在银行里干一辈子”时，他却向父亲提出要辞职，“不念官路，不守铁饭碗，要自己闯一闯”。这话说出口，家里一片惊讶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想好了吗？”包玉刚回答得很干脆：“读书也好，做官也好，不外乎为人做事。商道，如果讲信义，照样可以立身。”
父亲没再多说什么，只叮嘱：“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记得要对得起包家的祖宗。”在那一代人眼里，“祖宗”二字分量极重，也是日后理解他许多选择时，绕不过去的一根线。
离开银行时，包玉刚三十一岁。对很多同龄人而言，这个年纪从头再来风险极大，可他似乎觉得理所当然。带着父亲积攒的积蓄，他先去了香港，合伙办起“华人行”，做起进口贸易。这一段经历，说波折也波折，说顺利也顺利：钱没赚太多，却让他第一次直面国际市场，也把童年时对大海和船只的模糊兴趣，渐渐变成一条清晰的路。
二、“门外汉”的船，和一艘烧煤的旧货轮
包玉刚和大海的缘分，追根究底还是得回到童年。少年时代，父亲常常带他去海边走走。那时候的宁波，不是今天的城市模样，海风咸湿，沙滩粗糙，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不过是捡贝壳、堆沙堆。每当远处有船鸣笛驶过，他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，专心听那一声长鸣。别人只当是噪音，他却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。
也正因为这份偏爱，他年少去上海求学时，选的就是与船舶相关的专业。虽然后来因战乱学业半途而废，这段经历仍在心底留下了印记。等到在银行、在商行都算混熟了，看着世界格局一点点变化，他对“航运”这个词越想越顺眼，心里那股热气也慢慢聚拢起来。
三十七岁那年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把全部积蓄押在船上。这次，他要干的是“世界性的业务”。这一回，他没有只在心里盘算，而是郑重其事地去说服年迈的父亲。他对父亲解释：“航运不只是一门生意，它牵扯财物、科技、保险、经济、政治、贸易，几乎无所不包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“夸口”，但却准确说中了国际航运业的特点。
包兆龙原本还在惦记“做官为民”，听到“无所不包”四个字，倒也舒了一口气：“既然如此，也算是另一种‘为天下事奔走’。”父子之间达成共识，家里的钱也就真正押到了这条新路上。
有了方向，还得有船。问题是，买新船的钱远远不够。找朋友借，被婉拒；转头去银行贷款，又得一轮轮地解释风险。整整忙活一番，才凑出七十七万美元。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不算特别惊人，在五十年代却是一笔天文数字。拿着这些钱，他跑去英国买了一艘烧煤的旧货船。
有人说，那艘船到他手里时已经服役二十八年，排水量不过八千多吨，说“老旧”一点不为过。也有人摇头：“这种破船，再多跑几年就报废了。”包玉刚心里却很明白：起步阶段，能有一艘船，就已经是一条命。他没把这艘船当成“宝贝”，更像当成一块试金石——试船、试人、试运气。
真正让同行不理解的，还不是这艘船本身，而是他做生意的方式。那时的国际航运圈，短租是惯例，一趟一结，不愁没钱赚，行情好时还可以随时抬价。希腊船王奥纳西斯、尼亚可斯，美国船王路德威克，乃至香港有名的董浩云，都习惯这么干。这种打法灵活、见效快，却也把风险推到了出租方身上。
包玉刚偏偏反其道而行。他选择和大客长期签约，一签就是三年、五年，甚至十年。合同价格自然比短租时略低，但胜在稳定。他的解释很简单：“做生意，信任是根本。长租，不只是一笔订单，而是一种承诺。”不少老船东听了直摇头，背后议论：“这人是门外汉，不懂规矩。”也有人笑他“赚少了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也并不急着反驳。对他来说，航运业的门道多得很，他自觉还是个学生。把船长期租出去，稳定的租金让现金流有保障，自己则能抽出时间，安心研究市场、熟悉技术，慢慢搭起自己的人际网络。这种做法，在短视的人眼里或许“吃亏”，却悄然为后面的翻盘打下基础。
机会往往出现在别人最想不到的地方。包玉刚进入船业的第二年，1956年前后，中东局势恶化，苏伊士运河因战争被迫关闭。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线不得不绕道好望角，航程大大增加，运费水涨船高。那艘本来被嫌弃的老船，因为有长期合同在手，反而成了“摇钱树”：一年下来，他赚到了足够购买七艘新船的资金。
反差真正拉开是在1957年下半年。航运市场转而萧条，运价一路下跌，短期出租的船主们这才体会到什么叫“坐不住”。一趟一结的好处突然变成负担，许多公司险些撑不住。与之对比，包玉刚的船队依旧按合约收租，虽说利润不算惊人，却稳稳当当地活着。那些曾经笑他“外行”的人，这时不得不承认：这个宁波来的后生，看得比他们远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合作对象越来越多，包玉刚对“信”的坚持也逐渐在行业里传开。日本船厂在与他长期合作后，甚至愿意采取“先交船、后付款”的方式支持他扩张。这种做法不是一句“友好”就能概括的，背后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信誉。用很多老海员的话说：“他这人，话放出去，就没见反悔的，碰到这样的船东，敢跟。”
三、家风、孝道与“把钱往祖国送”的选择
和许多商人不同，包玉刚在事业渐入佳境时，并没有急着把重心放在奢华享受上。他把很大一部分心思压在家庭教育上，尤其是对子女的栽培。家里只有四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在当时的观念里多少会被人议论几句。可他似乎不以为意，还打趣说：“我家已经有五个女人了，我哪有工夫惦记别人？”所谓“五个”，是妻子黄秀英加四个女儿。
包玉刚对妻子感情深厚，这在商界中算比较少见。长年奔波在外，他习惯把自己的行程主动告诉妻子，只为让她安心。外界有各种诱惑，他却始终把家庭当成最稳妥的港湾。这一点，对四个女儿影响不小，她们从小看到的，是父母之间相互照应、相互尊重的关系。包玉刚常说：“孩子长大后敢相信婚姻，先得看到父母是怎么过的。”
在对子女的要求上，他口气却一点不软。他反复强调“德行”二字，甚至在生活细节上也不肯放松。大女儿包陪庆小时候看中一双漂亮鞋，想再添一双，脚上那双还是母亲做的布鞋。包玉刚看了一眼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商量：“我们只有一双脚，一个阶段只要一双鞋，多的就是浪费。”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“苛刻”，在那时却切切实实地塑造着一个家族的生活态度。
学习上，他要求女儿尽量拿第一。有一回，包陪庆考试成绩退步，被父亲批评后忍不住委屈。包玉刚耐心解释：“男也好，女也好，都要学会独立，靠自己的本事生活，不能指望父母、家庭，更不能把希望押在丈夫身上。读书，是为了以后能站得住。”这番话，不难看出一个传统家族在新旧观念之间的微妙交汇：既讲“德”，也讲“自立”。
四个女儿后来婚姻都很稳定，女婿个个品行端正，也被他纳入公司担任要职。包氏集团在女婿们手里一步步走向多元化，做金融，做地产，做航运以外的投资，各有分工。这种“家族班底”的安排，在外人看来带着浓厚的中国味道，却也有效延续了那一套以信义为本的行事方式。
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包玉刚已经接近花甲之年。按理说，这时可以稍微收一收，安心享福。但他心里盘旋的，却是另一个问题：这些年赚来的钱，怎样用在祖国身上才算值。这个念头，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而是在父亲耳提面命和祖训熏陶下逐渐成形。
1978年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，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开，海外华侨的心一下子被牵动起来。那一年，包玉刚在香港的家里看报纸，看到一则消息：卢绪章被任命为国家旅游管理局局长。卢绪章是他的表哥，多年未见。看到这条，包玉刚“腾”地站起来，对妻子说：“太好了，有路可以回去了。”
随后，他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电报，表达想回内地探亲的愿望。很快，复电传来：欢迎回国。那一刻，他离开祖国本土已经三十年。有人形容，海外游子“衣锦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”。对包玉刚来说，倒不只是“衣锦”，更多是一种压在心里多年的牵挂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1978年深秋，他和妻子抵达北京。那一晚，他们遇到了一件小事，却在他心里掀起了大浪：在首都找不到一间像样的现代化酒店。对长期在海外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的商人而言，这个落差不小。他没抱怨，反而很快拿出了方案——准备投资一千万美元，在北京修建一座现代化饭店。
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提出这个项目时表示，饭店建成后产权、管理全部交给国家，他只提一个请求：希望以父亲名字命名，叫“兆龙饭店”，算是为父尽孝。这个要求不带半点商业算计，反倒有几分朴素的乡情味道。那时改革刚起步，国内有关部门对这张“一千万美元支票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，文件往来拖了两年多。
直到1981年7月6日，邓小平拍板亲自接下这笔捐赠，决定在北京东三环长虹桥附近兴建兆龙饭店。消息传到香港时，已经病重的包兆龙格外欣慰。老人一生热心公益，在香港捐资办学，资助穷苦学生，始终觉得“不能为国做官，就用经商赚来的钱为国家尽点力”。儿子替他把这件事做到了，他自然放下心来。
同一年，包玉刚的环球公司船队总吨位达到两千一百万吨，登上“世界船王”的位置。有人喜欢强调这个商业成就，数字漂亮，名头响亮。但对包家父子而言，兆龙饭店的奠基仪式，可能比“船王”这三个字更有意味。1981年7月，他们父子一起回到北京，参加开工活动。仪式上，年近九十的包兆龙站在现场，身边是小心扶着他的包玉刚，画面朴素，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静。
遗憾的是，1982年，兆龙饭店尚未完工，包兆龙便因病去世。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大痛，在这里却换成了儿送父。父亲去世，对包玉刚的打击不小，同时也让他少了最后一点顾虑。从那以后，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“为国家出力”的事情上，带着几分“替父完成遗愿”的意味。
四、从宁波到世界：祭祖、办学与“长城号”的汽笛声
包家的家训里，“孝”占据重要位置。翻看历史，包拯本身就以“孝子”著称。年轻时，他曾主动请求调到离家更近的地方，为的是照顾年迈父母；后来干脆辞官回乡，专心侍奉双亲。父母去世后，他又在墓旁搭起草庐守丧，不肯远离。直到乡亲多次劝说，他才重新出山。临终前，他留下那段严厉的遗言，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者，不得葬大茔”，可见对“清白”“孝敬”的看重。
这些故事在家族内部一代代讲下去，未必每一代人都能做到原样照搬，但骨子里的取舍，总会受到影响。到包玉刚这一代，“孝”已经不再只指对长辈的照料，还自然延伸到了“家国”层面。他与妻子黄秀英常说，一个连孝道都不讲的人，即便爬得再高，也随时可能摔下来，因为根基不牢。
1984年，包玉刚和黄秀英带着十多位亲友，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宁波。下飞机那一刻，他的步子比平日里要慢，目光却来回打量，似乎在对过去的记忆逐一核对。按老规矩，回乡第一件事不是看房，不是看厂，而是去祭祖。
那天，他们按照老礼数，在祖坟前摆满水果、美酒，点上香烛，家族成员整齐跪下磕头。对旁观者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仪式，对他本人，却仿佛拉开了一道时空的帷幕。儿时跟着长辈祭祖的动作，如今由自己站在最前面做一遍，意义已经完全不同。有人说他眼里闪着泪光，未必是夸张。
回乡的第二天，他又回到钟包村的祖屋。那栋老房子经历多年风雨，早已不再气派，但对他而言，每一个角落都像一本活的相册。院子里曾经玩耍的地方，墙角阴暗处藏过什么小秘密，他都记得。走到当年的洞房新房，他特意让妻子坐在梳妆台前，站在身后静静看了一会镜子里的两个人，轻轻揽住她的肩膀。那一刻，两鬓斑白的夫妻，仿佛又回到新婚那天。
这种对“家”的感情，很快转化成对故乡发展的实际行动。回乡第三天，他做了一个颇具分量的决定：捐资两千万美元，为宁波建一所大学。理由说起来很简单：“宁波比香港大几倍，人口也差不多，却没有自己的大学。看到别的国家在进步，就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跟上，而要现代化，教育最要紧。”
这话不华丽，却直指要害。宁波大学后来逐渐发展壮大，成为当地教育的重镇。对于很多宁波人而言，“包玉刚”这个名字，已经和这所学校牢牢绑在一起。除了大学，他还持续为宁波的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等项目捐款。捐款数字逐年累积，具体金额或许记不住，但“宁波帮”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放大。
事实上，包玉刚这一趟返乡，也像一枚信号弹，唤起了大批海外宁波籍商人的共鸣。有些人本来已经与家乡联系不多，看到“世界船王”回乡祭祖、捐资办学，心里难免起波澜。很快，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的口号，在不少场合被反复提起，回乡投资、办厂、办学的故事层出不穷。某种意义上，他用自己的行动，为一座城市搭起了一条情感与资本回流的通道。
比起捐钱，包玉刚在产业层面的布局，对国家的影响也不小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船舶工业在国际市场几乎没什么名气。许多外国船东提起“中国产船”，心里不免打个问号。就在这种局面下，他做了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决定：让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为自己的环球航运集团建造六艘散装货轮。
对他来说，这么做有实际风险。彼时国内造船工业基础薄弱，工艺、管理、配套都在起步阶段。把自己的船队扩张计划押在尚未成熟的体系上，不是简单的“感情用事”。但他还是咬牙签了合同，这背后有信任，也有一种“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”的判断。
经过五百多天的努力，第一艘“长城号”散货轮成功下水。那一天，汽笛声在江面上回荡，许多造船工人止不住激动，现场气氛火热。包玉刚站在甲板上，目光紧盯着船体入水的每一个细节。有人说他那一刻眼眶湿润，这一点并不难理解：眼前的船，不只是他公司的资产，更是一块沉甸甸的招牌——写着“中国造”。
“长城号”的成功试水，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反响。对外，它打破了“中国造船”难以信任的刻板印象；对内，则让无数造船工人看到，自己的工作不仅是谋生，更是在为国家争口气。此后，中国船舶工业一步步走向世界，中国制造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全球航线上，“长城号”的汽笛声，可以说是这一切的一个早期注脚。
除了在工业领域牵线搭桥，包玉刚还非常关心国家统一问题。香港问题谈判前后，他多次利用自己在英国政界和商界的人脉，为中英沟通搭桥。他在拜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，出于战略考虑，在英国订造两艘船，明知利润不高甚至可能亏损，却仍然咬牙签署合同，然后借机邀请撒切尔夫人将来去上海参加剪彩。
这一举动看似“多此一举”，实际包含着精心安排。商业订单本身是一种利益绑定，加上中国政府后续发来的正式邀请，撒切尔夫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，自然会多一层顾虑和思量。不能说这一举措决定了历史走向，但在香港问题的谈判进程中，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许多了解内幕的人，都肯定他在这一阶段的积极贡献。
时间来到1991年，包玉刚因病离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从1918到1991，这段生命跨度，恰好横跨了中国从战乱纷争到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。一个祖上出过“包青天”的宁波商人，在这个大时代里，既是参与者，也是见证者。他从银行职员走到世界船王，从“为家谋生”走到“为国尽力”，性情上既继承了包氏一脉对清白、孝道的看重，又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交出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答卷。
今天谈起他的名字，人们有的记得“世界船王”的头衔，有的记得宁波大学门口那块石碑，有的记得北京东三环边上那家以父亲命名的饭店。再往深一点看，他身上那种既讲规矩又敢破格的做事方式，那种“把信任当资本，把家国当责任”的想法，大概才是最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。
包家的族谱还在往下写，包拯的故事也一代代被提起。几百年之后，看着这位第二十九代孙的行事，人们大多愿意给出一句评价：不管在朝堂，还是在海上，包家后人线上股票配资炒股，总算没辱没祖宗的姓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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